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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学术前沿动态 谱写学科光辉篇章 ——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前沿系列讲座”


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名学科社团——清华大学“青马先声”发起、西北工业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内蒙古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和我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前沿系列讲座”历时两个多月已圆满收官。此系列讲座共十二讲,选取的均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学科研究热点主题,邀请学科领域内十二位知名专家进行解读。系列讲座旨在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准确捕捉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谱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的光辉篇章。现将历次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本系列讲座第一讲于2021年10月16日举办,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天津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颜晓峰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题,作主旨报告,讲座由华北电力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王伟教授主持,颜晓峰分别从四个维度对该主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颜晓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之后,将党的历史集中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与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封建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但由于社会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由于思想文化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特定社会形态和历史条件的性质,包含着对于当代中国和人类社会富有永恒魅力、极为有益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于中国具体实际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表现,是中国文化领域的具体实际,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内在的包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然要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化,二者融为一体,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保持着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运用这些宝贵文化资源,使之弘扬光大,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悖,而且相互支持。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根据

颜晓峰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世界性,能够同各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只属于西方、只适用于解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遍性质的真理,是超越西方和东方之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契合性、融洽性。从思想史的连续性观点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丰硕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历史的承接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集大成,人类思想史几千年来的优秀成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秀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相结合的实践基础。这并不仅仅是思想与文化的对接,而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基础上进行二者的结合。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党成立后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提供了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具备实现二者结合的主体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始终不渝的立场。同时,我们党经历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深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要方式

颜晓峰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着民族化,吸收民族的内容,采用民族的形式。毛泽东在1938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成分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要素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价值追求,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智慧,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在历史演进、时代变化、实践发展中得到丰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仅是增添了中国特有的范畴话语,而是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添了新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融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从大众的实际出发,寻找恰当的传播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让群众爱学爱看、收到实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淌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十分直接的桥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让人民群众理解接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途径。

四、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鲜明特色

颜晓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的成果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是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染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格,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

在相结合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站在世界和时代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思想和智慧的价值,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契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实践新的思想丰富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新的结合中丰富其内涵,赋予新的涵义。

在相结合过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是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中吸取营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过程。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大丰富,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辟,是以“两个结合”的创造为基础的。

在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加有力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深刻改变,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加扎根中国土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的历史课题,必须更加坚定和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第二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文撰写与发表》

10月16日,系列讲座第二讲由广西大学君武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家庆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文撰写与发表”,西北工业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杨云霞教授主持。

吴家庆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是领航学科。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国,但研究队伍大而不强,研究成果多而不精。随后,吴家庆在论文撰写的要领、论文撰写规范以及论文投稿三个方面为大家进行解读。

在论文撰写的要领方面,吴家庆指出,选题上要进行创新,一是提出全新理论、全新观点;二是对原有命题、原有观点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三是赋予原有命题全新的内涵;四是对某一问题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新的系统梳理和研究,补充新的材料和观点。吴家庆提出要发现有价值的选题,作者应夯实专业素养、强化问题意识、涵养人文情怀、养成有心习惯并从社会、文献、积累和交流这四个方面中进行获取。紧接着就是破题并拟定大框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以及完善大框架拟定小结构。最后,吴家庆指出正文撰写要把握政治性、学术性、思想性、逻辑性和规范性。

在论文撰写规范方面,吴家庆从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中英文)、基金项目、作者信息、中国分类号、正文文献引用、序号文献格式、参考文献格式、重复率这几个重点方面结合《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这篇论文进行讲解,并指出,题目不能太长,摘要要用最少的文字展现论文,一般3-5个关键词比较适中,基金项目的层次越高也反映出该论文的层次。在参考文献上,吴家庆指出人文社科的参考文献分为温哥华格式和哈佛格式,其中高校学报主要是采用温哥华格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院主办的期刊主要是哈佛格式,参考文献的两种格式在以下六种使用上有明显不同,一是题目、摘要、关键词是否要翻译成英文,二是中国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使用,三是作者信息摆放位置和披露内容,四是收稿日期的使用,五是参考文献的摆放位置,六是正文中参考文献序号数字符号形式及引用著作页码摆放位置。

在论文投稿方法方面,吴家庆从期刊的分类、期刊的层次和要求、期刊的学科特色与栏目和期刊的学术规范要求四方面解读。吴家庆指出,一是期刊可分为专业期刊和综合类期刊,二是期刊的层次分为权威期刊、C刊、中文核心期刊、普通公开期刊,三是期刊的学科特色与栏目上坚持论文的学科属性与期刊的学科属性、期刊所设栏目相契合,四是在期刊的学术规范要求上特别要注意参考文献格式,两种格式中不同期刊有不同选择。




第三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关注》


10月23日,系列讲座第三讲由教育部**特聘教授、浙江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同舫教授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关注”,内蒙古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常务副院长陈智教授主持。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要重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研究,避免出现立足西方思想解读,过度解读等错误,重视理论性研究过程中哲学基础和实践基础,认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把握中不断展开的。

二、马克思思想起源与西方文化传统关系: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是多元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起源中最为重要的,我们无法将马克思的思想同西方传统文化剥离,而充分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以黑解马”还是“以康解马”,我们都要看到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性扬弃。

三、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现代性是一个价值范畴,而现代化是一个事实范畴,所以现代化国家之间的现代性可以不同;现代性的价值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我们对西方现代性价值目标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破解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复杂性要有基本性的判断,要形成高度的清醒的历史自觉,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地域差异,主体差异等问题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在自主输型性现代化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问题:“人类”讲的是主体问题,可以有三个层次,分别为人类主体、民族国家主体、个体主体,缺少任意一个主体都是不可以的。“命运”指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未来和前途。“共同体”是说以某种纽带和标准形成的集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积极形成过程中也面临巨大的阻碍,我们要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倡导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性对话,而不是单一的比较式对话。我们也应积极开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外传播和认同的情况的研究。

五、共同富裕问题:我们要处理好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的关系;解决好两级分化与共同富裕的问题;在理论上解释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理顺“市场”与“政府”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同地位的问题;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分配财富,而是充分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依靠努力劳动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第四讲《情感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10月30日,系列讲座第四讲由教育部**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博士生导师陈金龙教授主讲,主题为“情感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西北工业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杨云霞教授主持。

陈金龙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既是情感主体又是情感对象。从主体方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史主要有以下几个维度。

对历史的敬畏之情。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同志也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因此党通过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建造纪念场馆强化历史记忆。

对人民的尊重之情。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党的文献中,强调人民的作用、价值、地位的文字数不胜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信人民的力量,认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对人民的品格作出了集中的、系统的表达:“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以及“七一”讲话中提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表达了对人民的尊重。

对国家的热爱、忧虑与自信之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虽然担心国家被开除“球籍”,但依然充满了高度的自信,相信通过五年计划,可以赶上世界的步伐。

对民族的忧虑、自信与担当之情。陈金龙教授回顾党的历史,他指出从中共二大开始,党就提出了民族独立的最低纲领。193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同时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2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到了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同时陈金龙教授指出可以增加“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范式,同时保留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丰富中共党史的研究。

对政党的自信与自觉之情。在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中表达了一种忧党之心,也表现了充分的爱党情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表达了忧党之心、爱党之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和品格、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充满自信之情,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个口号一直沿用至今,传播甚广。

对世界的担当、奉献之情。毛泽东和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时,就有这样一种梦想:“改造中国和世界”。1956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习近平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人民对政党的敬仰、感激之情。从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毛主席万岁”再到“小平你好”,这些都表现出了人民对党、党的领袖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中国共产党情感史研究。陈教授指出,首先,在纵向上,要把中国共产党情感形成过程梳理清楚,可以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个时期。不同的时期,由于实践方式不同,情感内容、表达方式、社会效果存在差异。其次,要分析情感的主要内涵,比如把握爱与恨等情感的性质。第三,要从情感的表达方式上加以理解,比如口头表达、文字表达、行为表达、艺术表达等。第四,可以从情感规范的建构上加以分析,习近平就曾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本身就是一种规范的建构。第五,要研究情感的社会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除了“马克思主义行”,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情感的一个重要作用。当然,情感对党的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中国共产党情感史研究方法。首先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上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情感的总体面貌很重要,然而情感本身是细微的,从微观上把握其基本内涵也很重要。接着,要注重个体分析和集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不能拘泥于个人之前的恩恩怨怨,要建立在集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第三,采用文献分析与图像实物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纪念馆等各种资源。第四,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也很重要,情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注重对心理学、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行为分析视野与方法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情感史研究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但也是情感型的政党,它富有情感和情怀。对中国共产党情感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领域,同时可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情感原因;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形象;增进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认同等。





第五讲《人类文明的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11月6日,系列讲座第五讲由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韩喜平教授主讲,主题为“人类文明的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华北电力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王伟教授主持。

韩喜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七一讲话中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论述,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

对于如何理解人类文明的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韩喜平教授分为三大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回溯与当代变革。韩喜平解释了文明的内涵,认为人类文明形态需要在社会变革中把握,人类文明变革的历程需遵循制度文明的变革,而基于制度的文明来划分人类文明形态在当代世界的表征形式主要是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接着,韩喜平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有其历史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他得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文明也存着着发展危机,有人的主体性从属于物的主体性、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资本逻辑控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制约了人类生存发展潜力、资本主义文明下世界处于不和谐的动荡之中四方面的主要危机。

第二部分,韩喜平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探索。韩喜平首先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叙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探索,认为社会主义文明突破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二元式价值观,在价值选择中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中生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随后,韩喜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新时代以来,说明了中国不断在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取得了瞩目成就。最后,韩喜平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总体特征和两方面内生优势,并说明其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意义所在。

第三部分,韩喜平进一步阐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韩喜平首先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立、发展的意义所在。接下来,韩喜平进一步深化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的,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为发展原则,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兼顾“人民幸福”与“人类解放”的和平发展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能够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新示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后续建设提供了有效参考。韩喜平最后总结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并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的强调“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结束了本次主题讲座。

在接下来的交流问答环节中,线上的听众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现代化如何理解”“人类文明新型形态,它是对马克思哪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现在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者的区别联系是什”等问题向韩喜平教授进行提问交流,他逐一进行解答并与听众交流思路,在浓厚的学习交流氛围中讲座接近尾声。

通过韩喜平教授此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讲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更坚定了我们昂首阔步走下去的信心。




第六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


11月20日,系列讲座第六讲由南开大学原副校长、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逄锦聚主讲,主题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共同富裕”,西北工业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院长杨云霞教授主持。

共同富裕是社会化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逄锦聚教授围绕共同富裕,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一)什么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目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里说的消除“三大”差别、社会共享和每个人都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们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在古代社会,人对于共同富裕的要求通过农民起义表达出来。例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苟富贵、勿相忘”,明末农民起义提出“均田免粮”,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提出“有田同梗,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近代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反映了人民对共同富裕的渴望和追求。但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制度的制约,共同富裕的理想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理解共同富裕要把握的几个要点:

一是准确把握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二是深刻把握本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重在落实行动。共同富裕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着力点;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实现目标,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循序渐进。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一般意义的现代化是指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其基本内容包括:工业现代化、由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文明现代化。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的要求和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后来者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实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

(三)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

一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重要目标、必须坚持的方向。

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要做大“蛋糕”,二要分好“蛋糕”,做大“蛋糕”是基础,分好“蛋糕”是目标。首先是做大“蛋糕”,主要是以现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没有高质量发展,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采取得力措施着力在高质量中促进共同富裕。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要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力创新,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企业活动,提高生产率;第二,大力调整结构,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调整区域结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差距;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调整城乡结构,实施乡村振兴,四化同步,缩小城乡差距;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需求结构平衡问题。第三,大力绿色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低碳经济,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绿色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四,大力开放发展。抓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机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大力促进共享发展。一是全民共享。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全面共享。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建共享。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四是渐进共享。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

三、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仍面临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在全部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过小,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阶段,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向着共同富裕目标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总的目标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为共同富裕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基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分好“蛋糕”,为缩小地区和居民收入差距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一是深化所有制改革。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二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四是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五是完善宏观领域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科学宏观政策调节,合理调整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六是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七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而奋斗。




第七讲《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


11月28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葡京3522新地址陈学明教授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专家,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这一主题,进行了主旨解读。内蒙古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党总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陈智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陈学明教授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提出到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概念中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发问。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相对于“普适的”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的。这条新道路目前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但仍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不仅要论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必要性,还要论证其合理性。

首先,陈学明教授从五个方面对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解读。一是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依”的现代文明。陈学明教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先对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辉煌成就的肯定,然后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恶果。二是全球所有国家都必然要卷入现代性之中,也必然要忍受现代性的正负效应。三是中国由于较晚走上现代化道路,属于走上现代性道路较晩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但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感受特别真切。四是面对现代性的消极性,中国出现了两种道路选择倾向,或主张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或主张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置之不理,沿着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继续跟着走。在如此代背景下,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积极应对现代性忧虑的第三条破题之路。

其次,陈学明教授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启蒙运动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前提准备和开端。西方的新老自由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启蒙主义者,又拥抱着现代性。并且,他们竭力推崇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肯定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认为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和普适性。由此,新自由主义者从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而且这样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接着,陈学明教授分析了后现代主义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理性展开批判,不再一味地只看到现代性的积极成果,正视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伴随的消极效应。后现代主义者高举现代性批判的大旗,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尤其是战争和其他现代灾难事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冲击,从理论上探索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他们把批判矛头直指现代性的核心范畴——理性,把现代性批判变成理性主义批判,又逐渐演变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是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并不具有合理性。

然后,陈学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理论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绝不是“观念论”的批判,而是把矛头直接现代社会的存在论的根基。人们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认定为一种理性主义批判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接着,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又指出,马克思强调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不是现代性逻辑必然造成的,从而为中国人民开辟现代化新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学明教授从三方面解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具体内容。一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揭露在当代社会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现代性理念本身,而是追溯承受现代化运动的社会制度、资本逻辑。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态度是与对现代性的态度相一致的。

最后,陈学明教授总结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和处置现代性问题上的五点成功经验,一是坚持现代性的发展目标,决不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二是不是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而是全面地实现现代性;三是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四是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五是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还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正“强起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充满着理论自信。




第八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


12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葡京3522新地址王炳林教授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专家,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这一议题,进行了主旨解读。

首先,王炳林教授指出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为《历史决议》)的三点必要性。一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二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三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其中重要的是做好“两个维护”,做实“两个确立”,因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王炳林教授指出我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历史背景、历史意义等方面梳理了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文件,解读了《历史决议》形成的历史依据。历史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今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了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2021年应运而生。王炳林教授认为《历史决议》的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第二,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的结论相衔接。

接着,王炳林教授通过梳理党历史上四次“伟大飞跃”,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科学定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带领人民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总之,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在百年历程中正确提出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伟大成就、理论成果,阐明了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的伟大使命。

然后,王炳林教授强调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七次使用“飞跃”这个词,其中三次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问题。第一次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第二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评价,第三次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新的飞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思想形成的机理上有了新内涵,二是思想主题有了新发展,三是核心内容更加的丰富,四是理论定位有新高度,定位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最后,王炳林教授提出在人民命运、理论创新、自我革命、道路选择、世界影响五个方面准确把握党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内在逻辑。他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即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三是坚持理论创新;四是坚持独立自主;五是坚持中国道路;六是坚持胸怀天下;七是坚持开拓创新;八是坚持敢于斗争;九是坚持统一战线;十是坚持自我革命。并指出,这“十个坚持”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第九讲《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12月10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蓉生教授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专家,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这一议题,进行了主旨解读。讲座西北工业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教授杨云霞主持。

首先,黄蓉生教授讲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义。随后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回顾了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背景,并指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经过努力奋斗,遇到的新问题和困难得到了有效解决和有力克服,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并以院校开设专业及招生人数数据为例,显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紧接着,黄蓉生教授就当前庞杂的招生人数,参差不齐的教学层次引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黄蓉生教授强调应该从专业依托单位、专业定位、人才培养规格、课程设计、培养环节等方面加以完善。

其次,黄蓉生教授从学科的角度分析,回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历史,并指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级学科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问题主要有:学科价值、学科使命、学科人才培养这三大部分。黄蓉生教授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有: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队伍素质;进一步推进基地平台建设。

再次,黄蓉生教授从理论前沿的维度进行分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种,始终发挥着“生命线”和“中心环节”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并依次强调理论基础、基础理论的重要性。

随后,黄蓉生教授强调实践前沿的重要性,并指出抗击疫情就是一场思政大课,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强调党的强有力领导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优势、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精神优势。同时黄蓉生教授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行分析,强调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三个需要”,即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最后,黄蓉生教授讲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的要领,强调了敏锐性、判断力、独立见解的重要性,并在与学生的友好交流后结束了本次会议。




第十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

12月19日,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研究员季正聚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专家,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这一议题,进行了主旨解读。讲座由内蒙古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教授陈智主持。

季正聚首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财富增长、提升国防军事力量、扩大和调整工业布局、改善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他指出,建党百年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奇迹、历史伟业的历史,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是如何筑梦、逐梦、圆梦的,生动展示了中国人是如何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解决从挨打、挨饿到挨骂的问题,彰显了中国人的志气、底气、骨气、豪气,系统体现了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改革开放为什么要?”的重大问题。

季正聚接着对百年来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进行了深入解读,总结出“六大经验”。他指出,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进行系统回顾,对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成就和宝贵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担当、历史选择、历史智慧。一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善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调动各方、形成合力,做到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二是把经济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人民立场决定了党的经济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四是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是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统筹协调,因而能够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政府与市场、发展与安全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六是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视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既要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要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必须善于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视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注意把握时、度、效,练就解决经济工作中基本问题和层出不穷新问题的过硬本领。

如何“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季正聚从六个要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第一点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变”,一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比,二是国际经济实力的对比,三是对国际价值体系的认同。变局之“局”,一是诠释了当今世界风雷激荡、变幻无常的“乱局”,二是点破了当今世界层出不穷、光怪陆离的“迷局”,三是破解世界治理的“困局”,四是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把握全局。中国要积极抓住战略机遇,化被动为主动、在危机中育新机抓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营造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第二点是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科技竞争是关键,人才竞争是基础,经济竞争是重点,军事竞争是后盾,创新竞争是灵魂。要冷静分析当下中国在生产效率、产业结构、金融发达程度、城市化水平、企业竞争力、科技教育文化、居民生活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差距和问题,积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次次考验。第三点是坚持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一贯传统,把饭碗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关键时刻才不会受制于人。第四点是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第五点是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第六点是科学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季正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战略指引,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丰富发展了中特政治经济学。




第十一讲《坚持正确的党史观——以毛泽东研究为例》


12月23日下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围绕“坚持正确的党史观——以毛泽东研究为例”这一主题进行了解读,内蒙古大学葡京3522新地址教授陈智主持了本次讲座。

李佑新提出了坚持正确党史观“四个坚持”的要求:一是必须坚持史料史实的真实性,二是必须坚持从具体历史的环境中去理解史料史实,三是必须坚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  

李佑新在谈及问题的缘起时指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历程,特别是有关毛泽东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和读物,我们既取得了突出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以学术研究为形式,以实证史学相标榜,挑拣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宏伟生平中的某些失误或错误进行“历史细节”的“考证”,为“还原历史的真相”,但实际上却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相,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或重要推手。因此,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坚持史料史实的真实性上,李佑新指出,中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历来都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但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共党史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文献中出现了一批使用了大量没有根据的史料的出版物和文章。在内容上,这些虚假史料涉及毛泽东生平的各个阶段——从建党到晚年,同时也涉及了毛泽东生平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到人际关系。在成因上,这些虚假史料或是故意捏造、或是引用二手文献时,将虚假史料断定为真实史料的“失察”。证伪这些史料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重大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坚持从具体历史的环境中去理解史料史实上,李佑新强调,史学不只是史料学,对史料进行客观的理解和阐释是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也是史学的重要任务。如何客观的去理解和解释史料,要求研究者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将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放到他所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避免主观随意性。但近几十年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有些研究者虽然抓住了一些真实的史料,但是却将这些史料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进行理解,从而导致理解的主观随意性。

在坚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上,李佑新指出,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倡导史料细节的考证,这既是必要也是有局限的。历史研究需要把握真实的历史细节,史料的真实性无疑是历史研究客观性的基础。但史料细节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整体的真实性。历史细节与史料本身只是构成历史整体画面的一些要素,而不是历史的整体画面本身。历史的整体画面是大于其全部构成要素的总和的。从理解史料细节的涵义和意义来说,历史整体的认知在逻辑上先于史料细节的认知。离开对历史整体和本质内涵的把握,史料细节所蕴含的真实意义便显示不出来。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领域,有些研究者打着实证史学的旗帜,只抓住某些真实的史料细节就宣称“还原历史的真相”,他们的做法颠覆了本质性的历史事实和宏观历史结论。不在历史整体关照下进行的纯粹历史细节的把握,必然导致以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来曲解真实的历史,从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李佑新认为,从整体性的方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主线、本质主流来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以下四个方面更加凸显:一是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创者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的基础;二是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实现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武装力量基础;四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领导力量的基础。鉴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产生的碎片化结果,重复上述基本的、本质性的、整体性的历史事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上,李佑新认为,党史研究与毛泽东研究是否有必要进行价值立场的介入不是争议的重点,而是要着重考虑所持的价值立场与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客观性要求是否兼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历史。只有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立场,才是站在历史本身的立场,才能正确理解和客观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能正确理解和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因此,在毛泽东研究乃至整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必须始终坚持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十二讲《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内涵和价值》


12月28日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开讲,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丁俊萍教授围绕“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内涵和价值”,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与红船精神的关系;二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四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五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与红船精神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红船精神的关系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表明“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其次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孕育伟大建党精神四个地方则指是北大红楼、上海石库门、嘉兴红船、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其他地方。北大红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上海石库门一大会址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嘉兴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地方。

(1)关于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的讨论二者的差异性:

从时间提出来看,提出的时间有先后,先提出红船精神而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从命名方式上看,命名方式有抽象具象之别。红船精神是一种形象性表达,取象于具体物象即一艘游船,而且是固定地点的一艘游船,即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游船。而伟大建党精神直接标明自己是建党精神,但它在这里没有任何具体形象,只是一种理论性表达。从内容来看,红船精神虽然名称上没有标明它是建党精神,但其内容则十分明显地表明是建党精神。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更具有一致性,本质上是相同和统一的,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2)红船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之比较:

红船精神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关于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的讨论:

从二者的政治地位上来看,伟大建党精神高于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甚至集中体现。

从二者共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来看,红船精神为提出伟大建党精神打开了大门,但红船精神不能涵盖伟大建党精神的全部。

要看到伟大建党精神是更高地位和更高程度的表述,同时要注意发挥红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作用。

由于红船精神的独特象征性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象征性表达。红船精神具有“红船”这样具体而鲜明的形象性,特别是具有扬帆起航的标志性,能够特别贴切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航船由此出发、驶向胜利彼岸的意义。这一点是理论性表述所无法替代的,甚至也不是任何其他形象和象征能够取代。

二、充分认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拓前行。

(1)民族复兴历史任务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2)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来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3)伟大建党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在实践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文化土壤。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中国先进分子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郑重选择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滋养。

三、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集中表达。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始终保持斗争精神、顽强意志、优良作风,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地开辟新天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和意志品质的集中表达。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无条件地对党的信仰忠诚、对党组织忠诚、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担当和人民立场的集中表达。

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内涵的四个层面各有其特定的内容指向,但又相互联系,紧密结合,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属于思想信仰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的不变遵循,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灵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属于政治行动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历史责任的庄严承诺,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根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属于品格风貌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信念使命而奋斗的英雄气概,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属于道德情怀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党为民尽责奉献的价值追求,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底色。

四、伟大建党精神的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特别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神的地位和作用,是理解把握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关键所在。

新民主主义时期造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造就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单一星”精神等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铸就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等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每一种精神的主要内容,都蕴含着伟大的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血脉。伟大建党精神贯穿百年历诗,从精神层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问题。

五、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伟大建党精神已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滋养,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将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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